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后冷战时代的大国的格局以及国际关系已基本趋于稳定。尤其是面对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对立的中国作为世界另一极的和平崛起也并没有给现有的西方大国带来任何的军事上的冲突。即便是在过去阴晴不定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时代，双方的角逐也仅仅是停留在经济、贸易甚至科技层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双方进行军事领域的摩擦。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修昔底德陷阱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各种逻辑上的瑕疵，但是至少自从进入到工业文明之后，极少出现过面对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现存大国是全盘接受而且不发生任何角逐的。只不过现今各国之间的博弈已经转移了其主战场，从当年刀光剑影炮火连天的军事对抗转移到了经济、金融与资本领域上尔虞我诈，从当年的疆土上的寸土必争也更多的变成了对跨国资本和先进技术领域上的虎超龙骧。
与此同时，即便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各国对外资进入本国是持有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因为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国投资是见效最快的那一驾马车（另外两驾为消费和出口），但是各国对他国进来的外国投资在其国内的某些核心领域的控制又同时保留了从冷战时期便形成的对抗性的警惕。针对一国的核心科技领域或者支柱行业，没有哪个政府是愿意将其拱手出让给并不完全受制于其政策或者法律的外国资本团体的，毕竟现如今除了军事科技之外，各底层的核心科技和产业安全也决定这一国的安全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基于该考量，无论其根本的法理依据是国家安全理论、国家主权理论还是国家法制理论，当今大部分的大国政府（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都已广泛的采用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作为法律人在跨境交易中所需要考量的因素，除了协议和法律中自带的风险之外，仍还需充分考虑到地缘政治、双边国际关系、国内的政局是否稳定或者动荡、以及是否会面临其他大国的制裁等。这些都是做跨境交易的前期做需要做的系统性风险分析的因素。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则会着重关注和分析地缘政治的分析以及地缘政治背后催生的外资安全审核。
对于涉足于跨境交易的律师，可能最为熟悉外资审查制度莫过于中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也就是我们熟悉的CFIUS）。二战之后，针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为了反制，福特总统便颁布了第11858号的行政令，该行政令便正式成立了美国的CFIUS。但是真正的转折点却是到1987年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基于该背景交易，美国政府出台了《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案》（又名《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从而给与了CFIUS有权对外国投资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审查，而且还不受法律约束。很多年轻一代只是在现今的中美博弈中零星从新闻中得知CFIUS如何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从而给大家留下的很大印象也仅限于该机构是美国作为在科技和商业上制衡中国的排头兵。所以作为美国的国际盟友甚至可以说是军事上的傀儡-日本而言，确实有点难以想象其当年会一度威胁控制到了美国国内的重要科技产业，甚至美国政府还会认为其还可能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为此成立了该制度。毫不客气的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甚至都还没享受到美国的该“高规格待遇”。这一切的渊源则要溯及美日两国那些年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
由于冷战期间的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部署的泰山压顶以及远东地区各国之间的实力不对等等原因，美国对整个远东地区各重要大国的外交政策一度是摇摆不定的。二战后日本和美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让日本彻底沦为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桥头堡，从而美国可以直接通过日本诸岛的驻军部署实现对远东地区的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朝鲜半岛以及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直接的防控。但是恰恰是美国仗着该绝对的控制权，便在战后对日本提供了几近无条件的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让日本从60年代便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如此短时间内的崛起的除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外，还有其在美国面前毫无遮拦的暴露了其在制造、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抢班夺权的狼子野心。除了上述中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之外，当时令人熟知的还有1989年日本三菱财团斥巨资在美国东海岸收购象征着美国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索尼的盛田昭夫也在西部鲸吞蚕食着象征美国文化的喉舌好莱坞，拿下了美国的CBS和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该收购的影响甚至导致大名鼎鼎的美漫超级英雄角色“蜘蛛侠”角色的长期无法回归到他的漫威大家庭“复仇者联盟”）。这让一度掌握霸主地位的美国保守势力难以接受，因为这对于将日本视为美国的附庸之地的他们来说，红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未来会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尚未可知，但是至少日本这个东亚民族现在正在野蛮的用经济实力敲开了美利坚的大门，他们甚至夸张的宣传到“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于是在秉持这贸易保护主义的右翼势力的代表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从而让原本处于烈火烹油的日本经济瞬间跌入冰点甚至持续了长达30年的寒冬，以至于到了2021年的如今也仍然难以看到恢复的希望（于此再多说一句，推动该广场协议的美国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日后也成为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美国贸易代表，试问太阳下哪有什么新鲜事？）。除此之外，便是成功的游说国会出台了《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案》，赋予了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甚至还极大限度对该修正案给与了司法豁免权。但是为什么说该外资审查制度标注着两国地缘政治的指南针呢？该制度的出台和赋予的力度，这次对日本经济的打压的胜利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有着更加深远的意味：美国一次性彻底清除了日本作为制造业大国甚至科技大国对美国的核心商业利益的威胁。
要知道，在互联网等虚拟经济成形之前，制造业几乎和整个工业划上了等号，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言说是其经济支柱也不为过。美国通过这两步棋直接扼杀了日本在未来的增长命脉：它对内则是刺破其泡沫经济导致其失去了经济增长点（广场协议）；对外也难以获得优质资产的投资机会（外资安全审核）。一矛一盾，正所谓攻守兼备；一内一外，方可以进退有据。
更进一步，日本自此之后再无力在远东地区组建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甚至进一步试图成为远东的主导领袖。要知道日本在80年代其成为东亚经济霸主之后，始终被国际社会奚落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所以经济上的腾飞自然而然的就会让它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定位进一步开疆拓土。大家似乎仍然记得早在80年代中日两国曾是享受过一段黄金蜜月期的，在表面原因在于日本的国内资本主义可以在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上出口其发展多年的先进生产力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中国国内正迎改革开放初期也需要国外的资本输入。而对于日本而言，其底层的根本的原因则是想在战略上提高自己国际政治地位，而中国这个彼时正在苏醒的东方巨龙恰好可以成为其抵抗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地缘盟友，而在市场上，中日出于东亚的核心位置，双方商业利益的深度绑定也可以让日本得到更多的政治砝码。在彼时彼刻，在日本眼里其国力蒸蒸日上、科技突飞猛进的东京理应是这个同盟的核心领袖（要知道，彼时中国的GDP可只有日本的10%上下）。但是经过美国“简单粗暴”的经济和政策上的“原子弹”，日本政府才发现在没有军事独立的情况下，想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长袖善舞、挑战扶持它的老大哥的下场只会让他们回想起几十年前战败的那场噩梦。
除日本这一国之外，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在未来的格局里面也仍受到美国的牵制。比如说中国在这些年逐渐崛起之后，一旦在中美两国之间出现摇摆甚至是亲中的日本政府出现或者政策的出台，美国则可以直接通过其在日本的军事和经济的各方面的影响力对其进行精准打击。事实上，美国也正是如此，如2007年上台的福田康夫、2009年上台的麻生太郎、2010年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甚至当年第一次于2006年上台的安倍晋三也都是在其访华后后未达一年时间便面临匆匆下野。所以，如果未来美国拟与中国在一些重大领域上进行分道扬镳的话，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二号经济大国，势必会让其无法选择保持中立的态度，那么其就只能面对为数不多的选择：到底是选择继续和美国绑定其盟友关系，持续扮演美国在东亚甚至整个远东地区的桥头堡的角色，甚至主动联合其他反华国家（如越南、印尼等国）成立反华同盟作为献祭给美国的投名状？抑或是倒向这个能够向其提供广大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文化母国，承认中国为主导的核心地位从而共同建立起一个位于东亚地区同属于亚洲人种、儒家文明的强大经济体同盟，而且在国防和安保层面甚至可以协助其彻底摆脱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制约，且自身也可以以北美的加拿大的地位来解决其自身的战略定位和方向。但是以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如果不是美国完全无暇东顾，日本似乎也难以心甘情愿彻底将东亚的治理权和主导权拱手相让给中国，选择后者作为其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而且出于东亚各国内部的政体的差异性、民族的历史矛盾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干预，很难类似当今的欧洲一样诞生出一个“欧盟”这样的高度统一的联合经济体。所以我们只能经常听起“欧罗巴”但是却很难把“亚细亚”想象成一个整体。更不用说在太平洋地区打造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同盟。
但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似乎中国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面会必不可免的在东亚地区成为核心的主导大国，尤其是北京方面提出的“和平崛起”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定位。与此同时，除上述之外，东亚地区也仍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上尚待解决，而且这些问题甚至都能成为成个东亚地区潜在冲突的导火索，如中国的台海问题、中日关于钓鱼岛归属的纷争、朝鲜半岛上朝韩两国关系的阴晴不定等等，更不用说中国在南海的步步为营的军事战略部署上会对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既得利益受到何等影响以及马六甲海峡的穿越是否会从此需要看北京方面的脸色等间接因素。但是这些潜在纷争的源头、背景以及可解决方案的却都不仅仅局限于东亚这个局部地区，甚至是需要把箭头和聚焦跨过整个太平洋指向美国。而这些年美国的CFIUS的工作的主要针对对象也是从日本、俄罗斯逐渐转为中国，这个指南针也不可谓不准。